大城市凸显城市越大看病越难的怪圈，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工，看病难已经成为他们难以承受之痛。
就北京而言，大医院看病难，其实表现在看专家难、看好专家难、住院难。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不完善，医前医后服务缺位，患者就医期望值高，大医院人满为患，角色错位。
如何治疗看病难的城市病？公立医院改革是公认的突破口，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被认为是最关键的。
广东珠海所有公立医院药剂科主任被曝光为重大反腐政绩后，150多家媒体争相转载。
如此广泛关注的背后，其实是人们对城市看病难这一顽疾的焦虑。
在不断的争论和辩论中，新医改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自1984年卫生部起草第一份医改文件以来，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一个老的根源。
与大城市相对集中的优秀公共医疗资源相矛盾的是，无数城市人却饱受看病难、看病贵之苦，近乎病态。
城市越大，看病越难。
半夜排队挂号，住院要等两三周；
停车排队很长，医院像迷宫一样，举行医疗马拉松。
提到去医院，一位北京市民给记者念了一串顺口溜。以上情况是很多城市医院的真实写照。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跟随从外地来京为儿子求医的马女士来到北京某知名医院。
下午4点左右，挂号大厅外已经排起了四五个队，每个队十几个人。多次来北京就医的马女士颇有经验。排好之后，她拿出一叠报纸，摊开坐下。她还叫记者一起坐下。记者看到，在这里排队的人，除了报纸，大部分都是有备而来。
有长凳和毯子。
马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挂专家号，就得做好熬夜等的准备。不想受这个苦，只能多花点钱从黄牛手里买个号。
除了看病难，看病贵也让广大患者胆战心惊。
在医院看病，普通患者最怕的就是开大处方，动大手术，而这往往是一些医生最热心的事情。在和马女士排队等候时，记者听到一位患者这样说。
家住北京的农民工王先生的孩子，前不久感冒了。从医院出差回来后，王先生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在大城市，孩子看病确实很贵。一次普通感冒200多块钱，挂号费30块钱，往往一去就用抗生素。
查这查那，经常钱花了结果还没查出来。我老家在一个小县城，孩子常见的一些病，经常几块钱就买了，带着就好。大城市看病怎么会这么麻烦？
从药到药再到腐的演变
《法制日报》记者进一步探访了这个城市看病难、看病贵背后的原因。
北京某区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分析：就北京而言，大医院看病难实际上表现为看专家难、看好专家难、住院难。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建设不完善，医前医后服务缺失，患者就医期望值高，大医院人满为患。
角色错位。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调控政策的乏力，市场机制失灵时小病不合理流向大医院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近年来，大医院的诊疗工作量日益繁重，急诊、教学、科研任务日益繁重。
人力资源明显不足。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大医院的编制还是以床位为单位，属于上世纪80年代的标准。而大医院一般历史悠久，在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充分考虑如何在布局和流程上体现人文精神。
目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进行工艺改造。
更为人诟病的是医疗系统长期存在的以药养医的顽疾，而这种顽疾最近又演变成了以药养腐的趋势。
有业内人士指出，医疗和药品价格虚高的背后，隐藏着一条长长的潜规则交织的利益链。
一位医药代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药品进入医院，到处都要花钱，从招标专家组到医院的院长、副院长，从药剂科主任(或药房主任)到开处方的人，甚至还有统计员、会计。而这些费用最终还是要由患者来支付。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药专家告诉记者，在同类药品中，医院领导倾向于招价格昂贵的新品种药品，因为新药是有高回扣的。在药品集中采购之前，医院领导处于药品消费利益链的最高端；投标后，
这种模式没有太大变化。
如果个别医院领导需要招标药品，他们会出现在相关的药品展销会上，邀请所有生产这种药品的厂家。这个时候医院领导经常会遇到各厂的医药代表，他要观察感受谁更熟悉，谁更靠谱。价格不是问题，
质量不是问题。如果他觉得医药代表不靠谱，就算再送钱，也会被拒之门外。他一旦收了毒贩的钱，立马就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位专家说。
一个素质好的医生，要抵制新药回扣的诱惑，给陌生人开廉价药，并不容易。一位从业多年的医生告诉记者。
开大处方，从根本上说是拿药养医生造成的。应该说，以药养药现象的存在有其必然的一面。这是因为现行政策允许西药添加15%，中药添加30%。不合理的是，这项政策在实践中被滥用了。可以说，
医院和医生搭便车卖药，获得了医院和医生的个人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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